晉城原創音樂聯盟

                  為什么音樂侵權問題越來越多,但還是不受重視?

                  道略音樂產業2021-05-20 07:46:05

                  前不久16mins原創歌曲被電影《判我有罪》盜用,樂隊本人發聲和公司積極維權。兩個月前,新晉小鮮肉許魏洲新曲也被指抄襲一家日本樂隊的作品。然而,讓獨立音樂人邵夷貝最頭疼的問題還是版權平臺“盜播”……

                  《判我有罪》盜用16mins原創歌曲

                  如果認真歸歸類,影視綜藝作品未經“協商”就使用音樂作品,音樂人“抄襲”其他歌手冷門佳作,版權平臺盜播作品,是一連串娛樂圈“侵權”音樂圈事件的三個主要成分。

                  一系列的侵權事件,終于使音樂侵權問題在長時間的“冷遇”中得到了一絲絲關注,牽扯出音樂版權界的諸多亂象。據新浪娛樂了解,侵權現象背后存在著諸多反思:在“音樂活該不值錢”的中國,是不是侵權問題活該被漠視?為什么那么多事件都草草了事甚至不了了之?為什么明明有法律卻靠不住,有市場卻無準則?為什么我認真維護我的權益,你卻嘲笑我在炒作?

                  新浪娛樂本期有料通過與戰馬時代經紀人劉釗,知名音樂制作人譚伊哲,獨立音樂人邵夷貝,資深業內、iOS播客平臺New Radio創始人楊樾等受訪者的深度交流,準備認真聊聊音樂侵權這個“小問題”,扯一扯音樂人面對當下音樂圈的真實心態。

                  雖然音樂侵權事件多到細數不完,但幾位被訪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大多數侵權問題到后來都是不了了之。在中國,想要維護音樂版權、或者讓侵權的人“害怕侵權帶來的問題”都實在太難了。

                  原因一:整體音樂教育不行,很多從業者能力較弱

                  譚伊哲曾為李宇春、周筆暢、李健、那英、韓紅等等當紅歌手寫歌、制作專輯,也擔任演唱會音樂總監,為電影、電視劇進行制作音樂,職業履歷豐富。現居住在洛杉磯,為工作穿梭于兩個國家之間。這次與他主要談的是歌曲抄襲。

                  國內新的詞曲創作人本身在音樂水準上和國外差很遠很遠,但又急功近利,很想趕快掙錢,所以國外一首歌火了,就很快搬過來,做一個嫁妝,推出。”譚伊哲并不指名道姓,但他直言不諱,稱下載國外伴奏帶“模仿”寫歌編曲的現象常見,“比如韓國一首歌火了,他可以下載伴奏帶,在此基礎上加工,因為伴奏帶已經規定了這首歌的音樂走向,所以他寫的旋律自然而然就會往這上面靠,自然而然大家聽了也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提到曾經自己當制作人的一次收歌經歷,當時對方給過來的作品無論是編曲還是旋律都非常好,副歌部分還有日文伴唱,原本已經決定使用這個demo,但對方很快露怯,透露自己其實用了一個日本歌曲的伴奏帶。

                  “剛回國的時候給安又琪寫過《你好,周杰倫》,排行榜冠軍,這個時候無數人想找我寫出同樣的歌,后來給李宇春制作《下個,路口,見》,接著很多人找我想要制作同樣類型的,再后來又給李健編了首《貝加爾湖》,又有人找我問能不能編成和《貝加爾湖》一樣……所以就連歌手都是這樣的心態,那我就也沒辦法。”譚伊哲認為,中國很多詞曲創作、音樂編曲就是麻將思維,“盯著對方看著別人,又不給別人胡不給別人碰,還想吃別人的,還想自己胡牌”,而國外音樂人做音樂人力求突破和獨特,想和別人不一樣,因此他們中間的成功音樂家能夠引領潮流。

                  其實在國內,“抄襲”這個說法直到近年才被越來越多歌迷和原創音樂人大方說出口。在信息閉塞的80、90年代,借鑒了不知多少國外經典歌曲的中國流行金曲是大家的福音。時代在進步,如今的互聯網至少給出了兩方面強有力的作用力,其一,可“借鑒”的音樂越來越寬廣了,以前是學習金曲,現在可能是北歐哪個不知名的“業余愛好者”寫的歌;其二,歌迷的世界性越來越寬廣了,你以為人家不認識這個小眾樂隊,可能人家比你還清楚這個樂隊的發展史和原創作品。兩方面互相拉扯,也就常能看到各家歌迷網上公開掛“抄襲”的事件,“這歌某段旋律抄了我家歌手的某首歌,可恥!!!”再結合上述譚伊哲提供的線索,整件事情還是很容易看明白的。

                  因此譚伊哲認為,國內音樂教育跟不上,很多音樂人音樂修養和素質上不去,“抄襲”現象才蔚然成風。這是主要動因,是根源性問題。但又是什么導致它發展到“這有什么,相似很正常啊”,“就是借鑒了,我喜歡,我致敬”這種奇葩風氣的直接推手呢?楊樾在聊天時給出過一個比喻:一個小偷,偷了東西后只是被抓進去關了兩天,出來就能保證不再偷了嗎?他繼而談到,抄襲本身是個體行為,沒有人有權利禁止他不去抄,只要他愿意承擔相應的后果。但是,這個“后果”在國內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了。

                  原因二:現有法律靠不住,維權成本高侵權成本低

                  首先,你們常聽到的“八小節判定抄襲”標準,從來都是民間流傳。它不是任何法律條款,也不是國外通用標準,根本就不能作為“一般判定法則”。所以如果你家歌手可能抄了別人的歌,答應我不要拿這個去跟別人理論,你首先就是沒有道理的。在國外,如果一個原創音樂人發現你可能抄襲了他的作品,即使有四小節的音樂動機雷同,他都能告你抄襲。而國外這套審查體系,國外所規定的“判斷抄襲的細節標準”,是建立在詳細的版權登記、保護、判定的標準和法律條款之上的。

                  然后我們需要聊聊音著協。這方面主要請教的是資深業內、iOS播客平臺New Radio創始人楊樾,采訪時對方為我們梳理了這天朝特色——也就是傳說中的音著協和版權保護之間的關系。“中國的版權法規定的是所有的版權只能集體管理,不能個人管理。中國的音樂在《著作權法》里面規定的很具體,總統的著作權是由集體管理。而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集體管理機制,就是音著協。也就是說這條法律是為音著協而特設的。”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音樂被侵權了,而你從來沒有加入到音著協,沒有把音樂版權授權給音著協,那么你的音樂版權(很大程度上)被保護力度就被削弱了,這是為什么?楊樾繼而解釋,“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否則我怎么識別你這首歌擁有版權呢?也是,這句話也對,你怎么證明這首歌是你的呢?你現在告他了,你怎么證明是你的呢?現在跳出個人說這首歌是他寫的,怎么證明呢?證明不了吧。只能,就像著作權一樣,你需要去登記來證明這是你的。”

                  如果沒有把音樂授權給音著協,那么如果歌曲被侵權了還能有效維權嗎?并不絕對無效,如果對方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以一個“為你負責等于為我負責”的立場出現,比如《惡棍天使》這樣的電影片方,維權也就輕松得多。但是,不是所有侵權者都這么認為,一旦上升到需要對付公堂,這件事就復雜了許多。對此楊樾回答:“在打這個官司的時候會很麻煩,不是完全不能打,你作為權益受損的一方,有前提去起訴。但到時候法院能不能受理,到底怎么判,這就很混亂了。之前有過這樣的案例,就國外的音樂家告中國的媒體說未經授權使用他們的歌,沒有得到的授權。那在中國起訴,法院受理的前提就是把這個案子要打回到音著協。而音著協的規定就是,你想讓這個案子在中國被受理,那你先要來加入我們音著協,你要把你所有的歌授權給我。那對國外的音樂家來講,這是不可以的,這太可怕了……所以他就落荒而逃了,沒法玩兒。他寧可不打這個官司。”

                  那如果把音樂授權給音著協,自己的歌曲被別人抄襲了,能有效維權嗎?“也會處理,但是他的強制性就比較弱吧,他只能說出具文件,證明這首歌是你的,你和侵權方自己去打官司吧。我可以證明這首歌是你的。他能做的就是這個,他幫不了別的。你要打官司自己打。”

                  楊樾還開玩笑稱,“今天我來出一張唱片里面全是ladygaga的歌,我就出了,怎么著吧?ladygaga要想告我,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本人先成為音著協會員!”

                  一方面,說明法律途徑太難走,很多侵權案例到了這一步都不了了之了,“也就是當你發現你即便確認了100個小節都抄襲了,你依然沒法告他,你只能在網上罵他”。

                  另一方面,維權成本太高,侵權成本太低。打一個官司光律師費就不少,但是即使勝訴,拿到的賠償也微乎其微。也就是說,你要不是個底子殷實的大牌歌手,你都不好意思打官司了,又難纏又費錢。而國內法律規定的賠償里沒有懲罰性罰款,你無法像國外歌手那樣要求侵權者賠你千萬百萬,而只能按實際損失計算,“比如一小歌手寫了一首歌被侵權了,那邊一查,他網上被播放、也就是被人聽了七次,這七次到底產生了多少價值?可能就是一塊錢,連幾分錢都不值,那這怎么弄啊?你怎么賠錢啊?賠一千塊錢吧,意思一點。”即使這首歌被侵權后,實際產生了幾百萬的經濟價值,但作為訴訟方的你很難取證,沒有懲罰性賠款,你要怎么證明你被侵權的這首歌產生了多少實際價值呢?這個問題……又是無解。

                  原因三:市場凈化不作為,音樂人出來維權還被嘲在炒作?

                  去年年底,66歲歌手平浩二唱片《愛-佐世保》中收錄歌曲《溫暖》的歌詞被指與Mr.Children的經典曲目《想擁抱你》極為相似,發行方德間JAPAN COMMUNICATIONS公司12月14日在官網宣布,稱作詞家澤久美創作的《溫暖》歌詞涉嫌抄襲,唱片停止出售,已售出商品會召回,并給購買唱片者退款。當天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表示已確認抄襲事實,唱片發行公司相關人會嚴肅處理此事。平浩二本人也在官網道歉:“對我來說真是晴天霹靂,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歌詞近似這件事讓我很吃驚。發生這樣的事情,作為歌手深感抱歉,也給Mr.Children以及他們的粉絲,還有相關人士帶來麻煩,在此向大家道歉。”

                  這樣的解決案例在國內幾乎沒有發生過,但在重視版權的國家是常見的解決辦法。如果抄襲足以讓你身敗名裂,讓你丟掉各部門的信任,丟掉歌迷和市場,你還會輕易去做這些事嗎?因國內法律和市場的松散,才更加縱容了侵權的發生,各類音樂侵權事件當事人態度多以打擦邊球自保為先,而如果這個人剛好還有不少粉絲,那先不論侵權意圖或侵權程度,維權的一方可能得先跟對方的粉絲吵幾個回合,而這些無端爭吵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說白了,市場沒有“濾網”和凈化機制。

                  經紀人劉釗也有些郁悶和失望,在樂隊怒發長文為自己維權之后,在他給微信好友群發消息希望大家關注此事之后,在公司發布公開聲明堅決表態之后,一部分圈內音樂人非但不予以支持,還認為他們是在炒作,“又來炒作!你看你看,不很正常一事兒嘛,電影用你音樂怎么了,是瞧得起你,你還在這兒咋呼什么啊!”國內的電影產業和音樂產業發展像是兩個脫離的時空,一個“速度與激情”,一個“荒野求生”,正因如此,明明應該旗鼓相當,水乳交融的兩個藝術門類在懸殊和落差之間出現了不該有的“隔閡”,而這種隔閡更粗淺直觀地表現在一部分業內對彼此的認知和認同感上;饒是多少人冠冕堂皇地說著“都重要、都需要”,現實也逃不開捧高踩低的姿態和心里格局。

                  為什么音樂侵權問題越來越多,但還是不受重視?

                  一般問了為什么都接怎么辦,但這里沒有怎么辦。說了這么多反而更想問一個問題,為什么音樂侵權情況這么錯綜復雜,結果還是被漠視了?

                  采訪時和大家聊到怎么能更好的維權,他們都不那么樂觀地表示現在其實沒有更多有效的方法。譚伊哲稱,“中國流行樂如今就是自娛自樂,無奈地往前走”,他堅持認為必須只能做好音樂教育,“只有提高整體音樂修養和素質才能提高整體的現狀”。

                  邵夷貝和劉釗想法一致,覺得只能“從我做起”,以后自己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行為。邵夷貝稱,“口號喊的很多,好像馬上要什么過上富足的生活,經常互聯網出個新聞什么版權要嚴厲規范啊等等。但是目前就是形式上的東西。我現在就會很注意,包括我現場演出很少去翻唱,要唱都會打聲招呼。我的歌被別人翻唱了我去維權,觀眾說你炒作也好,我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你同行業的人說風涼話,說給你機會你還在這兒作什么的。我就特別不能理解,因為版權如果受到重視,我們其實是共同利益的獲益者,這是命脈嘛。”

                  “這事兒之后,我們是要把公司的軟件都正版化,我們先從自己做起,先別吹牛逼,先從自己做起。”戰馬時代在經歷自家樂隊歌曲被盜用一事后,想到了大面積的版權維護,劉釗采訪時直言,“誰都不是無辜的”,“我們要是不徹底的改變我們的心態和意識,真的來尊重這個東西,那我們就是做這個行業的,那別人怎么看我們?我敢說我們能保證自己的音樂,假如你是改編,那你就說是改編;假如是原創,我們也嚴格審核一下,保證就是原創。我們內部審核的時候有自己的內部流程,有一個專門就這些問題的溝通環節。”

                  楊樾從傳播學的角度解釋了這些侵權問題一直被漠視的原因,“首先來講,音樂在整個中國的大娛樂市場當中,已經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了。不管那些粉絲覺得自己的偶像有多厲害,但是他都是特別小的一塊。不是說大家對它的漠視,也不是說故意的漠視。而是說,每天人的精力或者媒體能夠報道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可能已經沒有篇幅或者沒有精力去關注這么小的事兒了。當然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講,這是天大的事。可能對于公眾來講,這不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事兒,因為它的公共性和公開性太小,就它不具備一個公共事件的性質。如果是汪峰抄襲了許巍,這是一個公共事件。”

                  因為音樂不受重視,個體權益受損無法上升為公共事件,所以總是被漠視,楊樾的說法不無道理。這個問題上,我們要的并非以道德去約束,并非媒體聲量去“懲戒”,而需整個體系走向正規。

                  但就目前來看,作為音樂人也好歌迷也好,你哪怕知道“然而并沒有什么卵用”,在對的事情上肯堅持一下的話,慢慢地就會有更多人愿意站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愿意去改變,那么等不到制度和法律支持的同時,也無法刺激市場自身的調節機制,畢竟市場是由人構建的,人人都有可以改變世界一點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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